王永利：反思金融危机十年，中国如何为世界格局巨变做好准备？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交汇的一个特殊时点，也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重大决策，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稳中求进，推出更加深刻的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年。

当前，中国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成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中国的金融到底怎么去发展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究竟是如何演化的？对照以往，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如何有效应对？

接下来，我将结合中国国情，关于如何看待这次危机，跟大家作一点交流。

一、次贷危机与全面危机。

2008年9月，美国著名的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倒闭，美林公司被接管，引起了金融市场一轮深刻的波动，美国全面进入危机爆发，然后迅速绵延到全球，形成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在这个危机之前的2007年7月份，已经爆发了次级贷款支持证券及其所衍生的金融产品的危机——次贷危机。所以要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必须往前追溯到次贷危机；要讲清楚次贷危机，还得往前延伸，至少要延伸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全球化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到东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快速升温。到了1997年，东南亚的经济面临瓶颈，资产价格和股市开始出现见顶回落。众所周知，资本是趋利的，当看好一个地方的时候，大量资本会涌过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适可而止，一般都是走过头了，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才收缩，而收缩比进去的速度更快，所以大量的资本开始外流，一下子引发了所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急于撤离，但是，撤到哪儿去？

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是非常封闭的，资本很难进来。而这个时候，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接着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拉美本来动荡的金融更加惨淡，欧洲也看不到希望，非洲更没有太大的希望。那么全球的资本往哪里去呢？唯一出口就是北美，一小部分流入加拿大，大部分去了美国。

到美国的资本，一小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还有大部分的资本到了当时很热的网络产业，结果把本来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催得更热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5048点的高峰，之后就开始剧烈动荡，到10月份下降到了1000多点，跌去了80%，几乎崩盘，网络泡沫彻底破灭了。

网络泡沫的破灭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美国把日本迅速上升的势头压下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互联网产业和网络科技，所以，小布什一上台就连续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刺激房地产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房地产都是涉及部门多、领域广的产业，要刺激经济发展，基本上都会首选房地产，美国也不例外。美联储开始大幅降低基准利率，联邦基准利率从2001年初的6.5%经过连续31次降息降到2003年6月份的1%，成为美联储从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

在一系列刺激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加快上涨，特别是从2003年6月份基准利率降到1%以后，房地产价格飙升。在住房价格稳中有升的前提下，住房按揭贷款是银行所有贷款里面风险最低的，同时，美国政府也鼓励多发放按揭贷款。于是，很多人觉得住房按揭贷款的标准控制得太严了，于是有放贷机构就先试着把标准放低一点，发现没有问题，再放低一点，次级贷款就出现了。

房贷的大量投放，使银行大量的资本金被占用，资本充足率受到影响，于是开始做贷款证券化，把MBS卖给投行。投行买完以后又转移出去，这时所谓的金融创新就不断出来了——从CDO到CDO的CDO，出现CDO的平方和立方。有了这些还不够，能不能把它卖给保险公司，进一步分散风险？于是CDS也被创造出来了。由此，所谓次级按揭贷款的证券产品和它的衍生品不断在延伸发展，而且出来了很多数学模型，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有人由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这些证券产品和衍生品出来后，投资人就不再仅限于美国人了，因为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全球很多人都会去投美国金融的产品，包括中国的银行，当然主力是中国银行。这些次贷产品发展持续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评级公司对它们的评级也越来越好，会计事务所对它们的分析评价也不错，特别在美元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它们非常受欢迎。但大家忘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那就是基础资产——房地产的价格要稳中有升。但是持续的房价攀升，使越来越多的人忘了房地产价格还会跌的这种可能。结果，这个变化真的发生了。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命运多舛，2000年10月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局势陡然恶化，很快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经济的不稳定和反恐局势的加剧，造成美国投资环境的明显恶化，资本开始大量往外流。与此同时，中国入世之后的大发展带动了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急速上升，进而影响到美国。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低利率政策难以为继，2004年6月起开始加息，连续加息17次，到2006年6月，基准利率到5.25%了，这时，问题就出来了。

此前，很多住房按揭贷款人在第一年甚至两年内都不用还本付息，但从2006年以后，随着利率上调，成本在不断提高，大大超出了很多人原来的设想，还贷开始出现问题，不良贷款开始暴露。此外，当大量资本往外流的时候，美国住房新的需求也在减弱。

于是，一方面是资金成本在上升，一方面新的需求在减弱。到2006年9月份，美国住房价格摸顶回落，到11月份，已经开始大幅度波动了，很多次贷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破产倒闭。比如，2006年底汇丰银行为其收购的两家次贷公司计提了18亿美元的坏账准备。但即使这个时候，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次贷危机会进一步蔓延。

2007年7月份，著名的评级公司开始开始下调MBS和衍生品评级，一下子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强烈振动，由此，次贷危机在2007年7月份爆发了，而且成了全球性问题。

很快，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们开始联合采取救市运动，抑制次贷危机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些之前参与很深、赚钱很多、影响很大的金融机构受到巨大冲击，有的损失上百亿、数百亿美元，曾经发展很快的贝尔斯通银行由此倒闭。之后美国救市力度明显加大，到了2008年的二季度，整个市场明显的回暖，很多人认为危机过去了。但其实房地产价格仍在下降，危机还在继续。到了9月份，雷曼兄弟、美林公司，甚至包括高盛在内，五大投行都已经揭不开锅了。最后，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接管，剩下的三家转成商业银行。同时，“两房”和AIG深陷困境不能自拔，全面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

二、危机根源与趋势判断

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人都在分析原因。比较集中的，第一是金融创新过度，层层加杠杆，层层嵌套，放大风险；第二是金融从业者贪婪，投资人也贪婪，大家为了高回报就不顾风险；第三，评级公司、审计公司、财务公司不负责任，会计准则有待完善。第四是监管跟不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

这些都是原因，但都难以成为根本原因。我认为，仅仅从产品和技术层面分析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历史上，才能看得清楚。由此可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

上世纪从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就是如此。

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的格局，激化了旧格局下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期间，凭借民主法制的制度优势和远离战火的地理优势，美国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资本、产能大量流入，推动其经济金融快速发展。

美国的GDP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它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跟英国差距很大。一战结束后，它已经可以和英国平起平坐了。美国不光供应其国内的生产消费，还开始大量的出口，首先向美洲延伸，再向美洲以外的地方延伸，抢占欧洲国家的市场，甚至在战争时期，向欧洲直接出口。一战对产能破坏的深度和广度不是那么严重，一战结束以后，欧洲迅速恢复生产，全球范围内产能过剩迅速显现。

一般来看，经济危机都是从产能最集中的地方暴露。当时，产能最集中也就在美国，所以大萧条从美国率先爆发。危机爆发之后，受当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束缚，政府几乎是不可以干预市场的，眼看着危机不断恶化，大家都无能为力。

罗斯福上台之后，想尽一切办法先把危机止住，罗斯福新政开始出台，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后，凯恩斯将国家干预、逆周期操作上升到理论，形成凯恩斯主义，成为全世界广泛应用的调控模式。但这种方式难以消除过剩产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二战。二战把大量的过剩产能给消灭掉了，全球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了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尖锐对抗，一小部分国家作为中间派，犹豫观望。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了深刻的改革，有些方面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比如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垄断，提高税收。征税的转移支付效应保证最底层的人生存不受到影响，同时，进一步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当然，他们还是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等。

战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一度很快，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延伸，高度公有和计划经济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模式与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受到影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但由于种种原因，深刻的社会变革难以推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步拉大。这推动中间派国家开始面向西方国家改革开放，在国际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带动下，普遍加快了发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东方国家的压力和内部矛盾，一些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动改革开放。其中，中国从1978年地正式启动改革开放，由此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也成为1991年底苏联解体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苏联解体后的巨大变化，又使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目标、路径、方式的激烈争论乃至斗争开始趋于冷静，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逐渐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肯定。所以，1993年中国的经济开始升温，到1995年就开始过热了，当时海南北海的房价猛涨。1996年，中国实施严格的宏观调控，最后实现了软着陆。

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东南亚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中国跟东南亚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同质性，东南亚金融危机跟中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又面临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一贬值，周边国家会压力更大，汇率会螺旋式的下降，整个东南亚经济就难以维持了。另一种是人民币不贬值，但中国的出口因此会受很大的影响。中国选择了第二种，于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下子在亚洲地区树立起来了，人民币（主要为现钞）在周边国家开始流通起来。

东南亚危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1998年夏天，中国南方又遭遇了巨大的洪水冲击。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初，中国的经济非常困难，国务院要求大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想办法来支持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国找到了答案，就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如果没有这三大改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可能没有基础。这三大改革之前，在城市里住房是分配的，教育是义务的，医疗是公款的，全由政府或者单位买单，政府根本承受不了。

改革之后，这三个领域成为产业，也是中国民生最关注的三大领域，这些资源全在政府手上，政府把资源变资本，资本扩大投资以后再加杠杆，政府直接去投资或者给银行注入资本金，企业资本金增大了以后，去借更多的款，银行有了资本金以后也可以放更多的款，如此一来，2000年之后，经济开始明显的止跌回升了。

再回想当时美国的情况。2000年10月份，纳斯达克崩盘，之后就刺激房地产，刚刚刺激一下“9﹒11”又爆发了。原来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火车头，它开始有点熄火了。但是全球需要增长点，所以大家开始放眼全球，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亮点，那就是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想加入关贸总协定，但当时全球对中国的要求特别苛刻，中国根本达不到，所以谈了13年都谈不下来。直到2000年，中国成为全球的亮点，整个世界需要中国，而不只是中国需要世界，中国具备了话语权，因而西方人做出了很多让步，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真的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三大改革，没有持续入世的想法、没有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中国可能还是加入不了世贸组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产能和资本涌向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急速的扩张，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2004年开始，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当时中国是“两头在外”——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生产货品以后，转销到需要进口的国家消费，这使他们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也带动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确实给全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带动了全世界又一轮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但由此也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了，也积累了很多危机爆发的危险因素。

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全球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委托已经很严重了。但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又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大量投放产能和流动性，有效抑制了危机的急速恶化和严重冲击，但也使得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现在，全球人口已经从二战之后20多亿增长到70多亿，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而且越是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就不断的下降，因为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地球已经养不起更多的人口，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劳动技能不断提升。

今天放眼全球，还能不能找出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再次带动全球经济的腾飞？几乎找不到。

印度虽然人口很多，而且很年轻，但跟中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中国是经过长时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把集团阶层消灭得差不多。因此，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是一个人为形成的洼地，一开放，资金和产能的洪流自然流过来了。印度在被英国统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平地，开放了，还是一样的。另外它的种族和信仰繁多，联邦和政党难以协调，决策和行动效率很慢，所以印度有增长潜力，但是不具备像中国这样的巨大潜力。

因此，现在大形势是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全球经济将长时期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状态，很难呈现有效的反弹，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能看不到，危机之后长期面临的是通货紧缩，可以说，全球化带动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没结束。

三、危机的判断与应对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危机，都属于外部危机，中国金融机构中真正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银行。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金融机构根本没有接触到危机，因为很多机构连国际业务都没有。

1994年以前，中国所有的外汇都在中国银行，它是唯一的外汇专业银行。2003年底启动了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家拿出450亿外汇储备平分给中行和建行，这是有条件的，要求这部分资金回报不能低于外汇储备平均的回报率。但当时正是美元利率处于历史低谷阶段，中国银行如果去投资国债或存放同业，利率都是很低的。恰好有了MBS或者CDS的产品出来了，就开始试着投一点。2005年，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又引进了几十亿美元。2006年中行在香港上市，吸收了上百亿美元的资本金，全部交给金融市场部负责运作。当时考核回报的要求是大大高于市场条件的，逼着大家要放松风险的偏好，去投资一些风险大，收益高的产品。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前身叫外汇资金部，在1994年以前，整个中国的外汇就在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只有这个部在做国际业务，所以它是非常独立的。1998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后，人民币资金的运作也纳入一体化管理，所以成立了全球金融市场部。恰恰在这个时候，部门人员也在大幅度调整，很多人是原来没有外汇投资方面的经验，连国际市场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危机一来，当然大家认为这就是金融市场部一个部门的事，我作为分管行领导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应急小组的组长。

大的危机发生后，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各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比如说风险管理部马上要对涉及到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重新评估，哪些要列入黑名单，哪些要缩减授信额度等；具体操办的金融机构部和资金清算部，马上要实施控制，不能让新的资金进去，已经进去的要想一切办法调出来；已经发生的交易，法律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去确权，做资产保全；董事会秘书部和行长办公室马上要跟监管部门和董事会、股东沟通，甚至要开临时董事会、股东大会对重大决策进行审议，总之，要调动全行的力量来做，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把手亲自来抓这个事情。

像中国银行这种情况，全球交易和金融市场的业务，如果仅仅一个部门在独立管的话，是很危险的，必须把它纳入整个全行的管理，上至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要做重大方针政策制定和监管，下到资产负债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等也要参与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必须要有非常灵敏高效的应急措施和应急方案。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七十来年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个层面都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应对经验。而现在种种迹象显示，现在积累的金融风险非常严峻，中国必须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乃至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了，上至国家，下至老百姓，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四、经验教训与危机准备

危机过去十年了，表面上，世界经济好像在开始复苏，特别是美国，但此起彼伏，美国经济好，肯定有的国家经济不好。最近美国开始加息，阿根廷、土耳其等不少国家已经面临严峻的金融风险，全球的情况远远不像表面那么好，特别是美国现在强烈推行“美国优先”，只顾自己，真的容易引发新的世界危机。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量的救市运动以后，把很多国家宏观政策的潜力用枯竭了，一旦再发生大的问题，可能真的是连上一次应对的东西都没有了。

通过中国银行的经验教训上升到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还有3万多亿美元的规模，但长期集中在一个部门来经营管理，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国务院、全国人大和相关部门参与，强化反映监督等值得关注。

另外，中国金融发展非常快，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依然有很多东西没有理清楚。比如资产管理的业务，金融危机之后快速发展，到2017年末突破百万亿大关，其中聚集了大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从2017年开始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到今年研究出台了资管新规，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仔细去看，这里面依然有很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严格来讲，资管是“受人委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要站在资产所有人的角度看问题，设计方案、做资产配置，而中国今天的做法几乎都是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按照自己的资产负债规划做成资管或理财产品，想办法卖给投资人。

第二，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做资管业务，模糊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金融机构种类很多，在国际上最基本的是划分为存款型机构和非存款型机构两大类并实施不同的监管：存款型机构面向公众吸收存款，必须按照约定还本付息，要有刚性兑付，所以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系列监管指标，对资金运用也有严格的控制，很多东西不能投，特别是股权投资；非存款型机构，也是需要募集资金的，但绝对不允许承诺还本付息、刚性兑付，如果承诺刚性兑付，就成为了一个存款型机构。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完全模糊了这两类机构的界限，像第三方支付，上来就有保证金存款，一旦有了存款，就可以贷款，就成了银行了。很多公募、私募、信托、甚至保险产品，都变相承诺还本付息，导致金融机构严重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分机构监管的体制有导致“通道业务”泛滥，变相逃避监管，使得很多监管规定难以落地，形同虚设，形成严重的监管风险。

资产新规出台是一大进步，但在分业监管下，依然是谁家的孩子谁管，资管细则仍需各个机构监管分别出台，监管会达成一致吗？再进一步看，中国分业监管变成分机构监管了，但他做的业务已经突破了边界，套利空间大，层层嵌套加杠杆，风险难免。由于这种体制，中国市场是分割的，是碎片化的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真正的协调起来？如果不协调，监管水平达不到一定程度的话，敢不敢对外开放，他们是不是会过多的运用行政化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的业务？

中国今天很多的金融业务都是建立在房地产的基础上，房地产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这多少跟美国次贷非常相像，中国也有评级，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评级，但评级存在虚高。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一切没有问题，但一旦它出现下降怎么办？必须得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国际的监管确实在加严，中国的大银行都陆续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都要接受全球的统一监管，国内也在推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但恰恰这一期间中国要刺激经济发展，这两者本身是有矛盾的，中国很多监管很难落地，这就带来了监管的风险。

从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到资管业务的问题暴露，都反映出我国在金融领域创新发展与金融监管，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方面还相当薄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特别是建立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基础上，相关的金融规模庞大，到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时候了。如果房地产价格真的出现止升下跌的趋势，中国怎么办？现在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这需要推动大调整。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监管、去杠杆之后，最近流动性非常紧张，企业违约率上升、股市价格大幅下降，不少人强烈呼吁调整政策、放松监管。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面对前期积累的严峻风险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没有大的调整是没法实现的，而要进行大的调整，一些完全靠高杠杆运行的，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现金流连债务利息都难以弥补的企业就会被淘汰；一些金融机构也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破产倒闭；不良资产会反弹，经济出现阶段性下滑。但没有这个过程，想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很难的。当然，大的调整也意味着大的风险，特别是面对当前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更需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加强政策出台的分析调研和压力测试，要有被动底线，要提前做好应对失控的准备，一旦出现快速下滑的话，可能需要灵活的采取措施。

好在中国手上可以动用的资源还有很多。

第一，中国还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抵抗国际冲击的重要法宝。这个量很大，但同时要做好它快速下滑的准备。

第二，中国的利率太高了，一年期国债依然还有3.5%左右。一方面，中国现在冻结了近20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在资金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央行又拆借出来10万亿的资金，这不仅增加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使中国的央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央行，成为最大的资金做市商，而且二者的利率水平相差很大，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为1.62%，央行拆出资金的年利率远远高于这一水平，从资金供给的源头上就抬高了利率水平。同时，中国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制度，两者出现了重叠。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两种同时使用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所以调整的余地很大。完全可以深化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潜力巨大；再加上互联网的发展，是互联互通、跨界融合的，需要非常大的应用场景来支持，从单一国家来讲，中国是最好的应用场景，能够推动深化改革。

到今天，中国改革的余地依然是非常大的。中国电商业务交易量短短几年成为全世界最大。除了人口多、快递便宜的特殊条件，最重要的是原来的商业物流领域里面的环节太多，成本太高，效率太差，一搬到互联网上，成本大大降低。

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需要深刻反思？因为前面走过的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苏美两极尖锐对抗，有巨大的套利空间，变成了坐二望一，已经在挑战世界老大的地位，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从2012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三期叠加的矛盾加速暴露，社会主要目的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再不能确定明确的方向、目标、路线，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从2015年开始，中国制造2025已经引起美国人的警惕，因为美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球化布局，把普通加工业外迁，主要聚焦在高科技、军工和金融三大高端领域，从全球聚集资源。今天，美国也意识到，中国已经形成了最全面的工业化体系，很多重大的发明创造不到中国来，其价值就会大受影响。另外，世界商品长时间在中国加工，推动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不断提升，在修路、架桥，挖隧道等领域都已经全世界领先了。

特朗普一上台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怎么回归？首先要有比较优势吸引大家回去。但是美国可动用的优惠政策比中国少多了，中国可以零地价给，美国没有地，只有一个东西：降税。但降税容易，要再工业化，通过产值增加补税就很难了。美国政府已经有21万亿美元的负债了，难以再大幅度增加负债。而且，美国再工业化，还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扩大政府支出，这就形成巨大挑战。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往外转移——增加关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逆差国，增加关税，一方面可以迅速增加自己的税收，另一方面是增加他国的出口成本，可谓一举两得。所以，美国一定会挑起贸易战，如果不打贸易战，所谓制造业回归是回不去的。贸易战进而就会引发金融战。

到2035年，中国GDP可能在全球领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GDP是年度概念，不代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所以，中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领先，就一定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击。今天，国内国际局势已经变了，中国很难再继续韬光养晦了，在新时代，只有继续推出更加深刻的改革开放。

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标，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和自信，但这时候挑战是在所难免的。上世纪中叶之前，全球两次大战，一次大萧条，其实都跟美国的崛起、打破旧的平衡是有关系的。如果在这个世纪中叶，中国要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剧烈的世界格局变化和激烈的国际矛盾。

  个人判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中国国运非常好，剧烈变化正是重大机遇，也将挑战和考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我在年初出了一本书，命名为《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世界正在剧变，特别需要中国做出准确的战略战术选择。我深深感觉到，危机十年后的今天，恰是中国全面深刻反思危机的最佳时刻。